香港政府出台的奶粉限购令着实在内地引发了一场奶粉风波，也让消费者对奶粉安全的焦虑情绪进一步发酵。事实上，香港出台奶粉限购令并不意外。此前，美国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、德国、荷兰等国家的卖场都推出过奶粉禁令。

    香港立法院3月1日出台“奶粉禁令”，任何人除非有出口许可证，否则每24小时不可带多于1.8公斤（也就是两罐婴儿奶粉）出境，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并监禁2年。这一法令生效以来，已有多人被捕。

    香港政府保护本地居民利益的初衷可以理解，但惩治力度如此之重，着实令外界惊愕。不过，对于“奶粉禁令”秉持的精神，大陆人应该并不陌生。当棘手的公共问题发生时，思维方式仍停留在“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”层面，管理办法则趋于简单粗暴，只求快刀斩乱麻，不问情由“一刀切”——这不就是限车令、限房令出台的管理模式吗？

    大部分对于奶粉禁令的批评，火力正集中在其对香港精神的损害。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就提出，此次规限奶粉出口的措施，是否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《基本法》第115条，即“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，保障货物、无形财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”相抵触。港九药房总商会有限公司则在递呈港府的意见书中称：“限制奶粉出口的建议实在过于激进，须知香港经多年来的努力才赢得自由贸易地区的前列位置，实不应匆匆推出限制措施，破坏自由贸易的精神！”有评论指出，香港是中国自由经济的橱窗、法治、有限政府的范例，而奶粉禁令，扩大了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，侵犯了公民权利，在迎合民粹的过程中消融了法治，是对香港自由之精神的极大损害。

    出台奶粉禁令，香港政府失分，然而抽向大陆相关部门的耳光更加响亮。自三聚氰胺事件以来，大陆居民对内地乳业信心逐渐丧失殆尽，而相关部门却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人们重建信心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人们的信心坍塌。2010年调整国家牛奶质量标准时，政府征求地方奶协和专家意见，结果95%的意见未被采纳，标准竟然是由几家大的奶企起草的。修改后的标准中，蛋白质含量由原来的每100克含2.95克，下降到2.8克，远低于发达国家3.0克以上的标准，而每毫升牛奶中的菌落总数标准却由原来的50万上升到了200万，比美国、欧盟10万的标准高出20倍。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承认：“造成老百姓对一些食品（奶粉）安全缺乏信心的原因，从广大畜牧工作者、乳业企业到政府部门，都有责任。”

   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，但前提是政府真正承担起责任，建立和国际接轨的行业标准，严厉惩处企业的不法行为，只有这样，内地居民对国产奶粉的信心才会重新树立。